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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丹:抗疫舆情风险的治理之策

2020年06月02日 15:40  点击:[]

一、防范化解抗疫舆情风险的重大意义

2019年底开始的重大突发疫情来势汹汹,搞好疫情防控、治理成为各级政府工作的重中之重。而同时,舆情风险的应对、治理也迅速提上议事日程。一般地说,舆论对社会稳定具有巨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在人类历史上,众多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实业家,尽管具体观点有别,却都看到了舆论的巨大威力。早在17世纪,法国数学家、哲学家帕斯卡尔在其《思想录》写道:“雄辩是以甜言蜜语说服人,而不是以威权;它是暴君而不是国王。”[①]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断言:“无论哪个时代,公共舆论总是一支巨大的力量,尤其在我们时代是如此。”[②]日本学者池田德真在《宣传战史》中指出:“正如打仗的时候,胜利常常属于有着旺盛进攻精神的人一样,宣传中也需要高度的进攻精神。宣传比打仗更需要进攻性。”[③]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在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上指出:“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舆论的力量绝不能小觑。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好的舆论可以成为发展的“推进器”、民意的“晴雨表”、社会的“黏合剂”、道德的“风向标”,不好的舆论可以成为民众的“迷魂汤”、社会的“分离器”、杀人的“软刀子”、动乱的“催化剂”。[④]2020年2月3日,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务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中指出:“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复杂,一些群众存在焦虑、恐惧心理,宣传舆论工作要加大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更好维护社会大局稳定。”[⑤]

舆论工作关乎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工作能否顺利开展并最终取得胜利。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和震动,一度形成此起彼伏的舆情风波。随着疫情的蔓延,网上信息爆炸式增加,谣言喷涌而出。疫情发生初期的谣言有“吸烟能预防病毒” “喝板蓝根、熏醋预防病毒”“盐水漱口预防病毒”“带毛领或绒线的衣服更容易吸附病毒”等等。随着疫情的发展,疑似病例、确诊病例、死亡病例不断飙升,这给人以“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无形压力和“拔剑四顾心茫然”的无所适从感。各种谣言“病毒”在舆论空间中肆意传播,看似“言之凿凿”,实则扰乱视听,毒害社会,不仅误导大众,而且扰乱社会公共秩序,可能严重干扰疫情防控的安排部署。应当注意的是,对于疫情相关的公共性事件的探讨所造成的舆论影响可能要远甚于对新冠肺炎疫情本身的探讨所造成的的影响。不难发现,舆情热点不仅涵盖了新冠肺炎疫情,而且涉及地方政府应急管理工作失范、地方红十字会管理混乱、经济下滑等其他问题。而对这些疫情相关问题的过度关注往往又容易走入外媒设定的舆论陷阱,将疫情问题上升为政治问题,矛头直指政府应急工作能力和治理能力,挑起社会对政府的广泛质疑与指责,造成政府公信力的缺失,影响党的形象。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舆论本身就是一种强大的社会力量,可谓“移山可也,填海可也”。毫无疑问,舆情风险对于重大突发疫情防控工作具有重大影响,丝毫不可忽视。防控舆情风险不仅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的顺利推进,有利于建构良好的宣传舆论生态,而且有利于重大疫情防控中平和社会心态的建构。

在灾害面前,比黄金还要宝贵的就是要保持信心勇气,众人同心,人民支持。但是信心勇气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来自强有力的举措及其成效。其中,强有力的宣传教育和舆论引导是信心勇气的源泉。宣传思想工作说到底就是“争取人心”的工作,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的讲话中指出:“聚民心,就是要牢牢把握正确舆论导向,唱响主旋律,壮大正能量,做大做强主流思想舆论,把全党全国人民士气鼓舞起来、精神振奋起来,朝着党中央确定的宏伟目标团结一心向前进。”[⑥]毛泽东也曾精辟地指出,通过宣传工作让“群众知道了真理,有了共同的目的,就会齐心来做。这和打仗一样,要打好仗,不光要干部齐心,还要战士齐心。”[⑦]人心齐,泰山移。要让全社会感觉到“主心骨”力量,坚定信心、鼓足士气,围绕共同目标团结奋斗,各种困难就会迎刃而解。因此,为打赢这场没有硝烟的人民战争、,我们务必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精神和指示要求,自觉用其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更加积极主动地行动起来,确保疫情防控宣传舆论工作沿着正确方向前进,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进而凝聚起众志成城、万众一心的强大战“疫”合力。

二、抗疫舆情风险生成的基本特点

1、不绝于缕,阶段性涌现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舆情发展不同于一般公共事件中的舆情发展。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发展具有阶段性特性,因而相关舆情风险的发生也同样呈现出现阶段性特点。单一事件的舆情一般呈现为初现、高涨、顶峰、衰落到结束的过程;而与此不同,从整体来看,新冠肺炎疫情舆情呈现为一种波浪式的发展过程,在疫情的不同阶段均能产生舆情风险的生成点。同时,舆情风险的主题不仅聚焦于疫情的发展状况,而且会聚焦由此连带产生的一系列社会公共问题。

2、议题多元,多点传播。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舆情表现上存在着传播议题多点涌现的特征,议题涉及微观、中观、宏观。这表明,疫情中舆论议题的设置不仅仅聚焦于疫情本身,涉及对因疫情而导致的传染、感染、死亡、治愈等医学方面问题的探讨,而且聚焦于其他的多方面问题,涉及政府社会治理能力、社会经济发展、社会环境稳定、生态伦理等。对于疫情相关的多元议题的多方“炒作”和多点传播,带来很大的舆情风险,往往容易走入外媒设定的舆论陷阱,将疫情问题“泛政治化”。

3、谣言四起,多点开花。

谣言的疯狂涌现是新冠肺炎疫情中舆情的一大特点,谣言蜂拥而起,数量众多,多点开花。新冠肺炎治疗方面,有香油阻断病毒、喝酒杀死病毒等谣言;在疫情治理方面,有:“上海某医院把全白肺的病人放回家”、“北京协和肺炎病人出逃”、“武汉禁止医务人员分享信息”等谣言;其他方面有“钟南山感染病毒”、“病毒是P4实验室恶意流出”“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员实名举报所长”等产生重大社会恶劣影响的谣言。这些谣言让普通民众一时难分真假,让专家疲于辟谣。与疫情伴随的相关舆情,有的开始有而后来一度消失了,有的持续存在,有的起起伏伏,时强时弱……可谓谣言四起,多点开花,令人防不胜防。其中有些谣言鱼目混珠、以假乱真、真假难辨,一传十、十传百,防控难度不小。

4、“零时差”、跨区域传播。

当今世界各国共同面临着突发事件带来的网络安全问题。具有全域性、即时性、海量性、互动性等特点的网络信息传播,对于舆论引导来说是一把利弊俱存的“双刃剑”。网络信息传播提供了新的渠道、拓展了新的空间、构建了新的载体,既有可能增强主流舆论的吸引力、凝聚力和引导力,也为各种消极舆论和谣言的蔓延滋长提供了天然的沃土、便捷的平台。习近平在 2016 年 4 月 19 日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指出:“互联网是一个社会信息大平台,亿万网民在上面获得信息、交流信息,这会对他们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产生重要影响。”[⑧]进入21世纪以来,网络化的加速发展,使得人类步入了令人目眩神迷的自媒体时代。随着“自媒体”群体的不断扩大, “人人都是主持人”、“人人都有麦克风”,人人都是信息发布者。借助互联网和自媒体,抗疫中各类突发事件能够更加迅速地在国内、国际传播。基于互联网的特性以及自媒体的优势,各类舆情突发事件的传播呈现出“零时差”、跨区域性的特点。“武汉封城”“农村断路”等一系列区域性事件在第一时间被其他地区的群众知晓,大大提升了此类突发事件的舆论热度和影响力,也加大了因突发事件而形成舆论危机的风险。

三、抗疫舆情风险生成的主要原因

抗疫舆情风险不是无中生有的,而是有其现实根源的。概言之,至少有以下五点主要原因:

1、正面宣传教育不到位。

毛泽东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⑨]在舆论场中,正面信息与负面信息是此消彼长的关系,围绕同一问题,如果正面的舆论没有占领制高点,负面的舆论一定会占领。这种“此消彼长”的规律性,意味着正面宣传教育必须把握“时度效”,挤压负面信息的存在空间,将舆情发生消灭在萌芽状态。习近平强调:“舆论监督和正面宣传是统一的,而不是对立的。新闻媒体要直面我们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直面社会丑恶现象和阴暗面,激浊扬清,针砭时弊。对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意见大反映多的问题,要积极关注报道,及时解惑释疑,引导心理预期,推动改进工作。”[⑩]首先,对科学防护知识的宣传不到位,部分地方在宣传过程中流于形式,并没有就如何做好防护、如何防止聚集等的具体办法进行精准宣传,帮助民众树立正确的防疫观念的工作缺乏力度;其次,缺乏灵活多样的传播形式。宣传中的媒体融合不够,接地气的宣传方式不多。再次,宣传教育的针对性有欠缺。宣传教育不仅要有科学严禁的学理分析,更要有通俗易懂的话语力量,在接地气、通俗化、讲故事上下功夫。最后,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时间节点把握不到位。在疫情期间,各种消息会满天飞,一些地方在对信息发布和舆论引导的时间节点把握不到位,导致各种消息相互打架,舆情由此发酵蔓延。

2、敏感信息排查不全面。

重大疫情具有突发性和一定的不可预测性,这给防范化解舆情风险带来了不小的难度。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防控方面出现了一些纰漏,于是,一些来路不明的敏感信息出现在网络上,扰乱大众视听,甚至引发了一定的社会混乱。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抓住特殊时期民众对于病毒和疫情的认识不足而有所恐惧的心理,利用自媒体等在网上发布了大量敏感信息,甚至造谣传谣,由此造成了不小的舆论问题和社会问题。谣言制造恐慌、打击士气、扰乱市场、危害甚深。疫情期间的敏感信息排查不够到位,没能及时阻止某些不实信息进入舆论场和进一步发酵,导致部分民众因为过度紧张而信以为真,继而加剧疫情形势的紧张态势。因此,在敏感信息排查等方面如何做到集思广益、科学决策成了亟待解决的问题。

3、回应民众关切不及时。

疫情形势复杂,问题多变,民众期待政府能够路第一时间回应不断衍生出来的各类新问题、新状况。由于各种原因,政府在处理、回应民众关切时的确存在不及时、不到位的现象,这往往会加剧民众的猜忌心理,使民众在自我想象、自我渲染的心理活动中对疫情问题产生一些偏差看法,甚至是极端看法,不利于形成理性的舆论格局。同时,回应民众关切的不及时,也会引起民众对政府工作的质疑,降低政府的公信力,影响抗疫工作的顺利进行。因此,越是疫情形势严峻的时刻,主流媒体的声音越要强劲有力;越是各类谣言四起的时候,党媒舆论场的中流砥柱作用越要凸显。

4、相关制度不完善。

制度建设是根本性的建设,制度的力量是巨大的。“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快速反应和应急处理机制,及时传播信息,正确引导舆论。要求打好主动仗,掌握主动权,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有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建立经常性的重大社会舆情分析制度,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倾向性问题、社会热点难点问题等方面舆情信息的分析研究,加强对宣传文化阵地的管理,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主动性”[11]。近年来,我们不断在法律法规方面做出努力,但仍有不足。在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社会上出现了不少谣言、过激言论、阴谋论等。尽管相关部门在事后进行了辟谣,有的在事后对发布者进行了批评教育与惩治,但是对社会造成的实际影响难以完全消除。面对重大疫情的突发事件,明确舆情管控工作的主体责任、规范舆论发布、规范舆论格局等方面的效果与预想成效还存在一定距离。

5、舆情危机化解不到位。

应对和处理舆情危机,是个系统工作。“要坚持系统治理、依法治理、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健全完善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加强对社会舆情、治安动态、热点敏感问题的分析研判,及时发现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有效防范化解管控各种风险,确保人民生命财产安全。”[12]一方面,此次疫情暴露出舆情危机应对的观念陈旧。一些地方政府或者媒体依然是传统的思路,“一条路走到黑”,在舆情危机应对理念上相对落后。采用“封、堵、防”的舆情应对方式,有时候不仅不能有效防范舆情的负面发酵,反而会被民众认为是不作为,进一步加剧舆情危机。另一方面,此次疫情暴露出舆情危机应对能力相对不足。舆情危机出现后,如果政府没有进行科学的风险评估和拿出恰当的舆情治理预案,就会出现“老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新办法不会用”的尴尬局面。在舆情风暴中,个别“学艺不精”的官员匆忙应对,潦草收场,这样不但未能解除舆情危机,反而促使舆情发酵,埋下更大的危机,“为了解决问题而制造的更大的问题”,导致“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摁下葫芦起了瓢”。

四、抗疫舆情风险治理的辩证法

1、理论与舆论同频共振

在宣传思想工作中,“理论”与“舆论”好比车之两轮、鸟之两翼,不可或缺。统筹好理论与舆论“两论”,是党的优良传统和制胜法宝,关乎宣传思想工作的成效。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发表重要讲话,提出明确要求。新时代做好宣传思想工作,必须始终坚持“理论”“舆论”两手抓两手硬,促使“两论”同频共振、同源同流、同向发声,发挥好理论的正本清源作用与舆论的有效引领作用,增强对舆情风险的防范和化解能力。理论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先导。理论思维对于新闻工作者来说是须臾不能离开的。恩格斯有一句名言:“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13]一个政党想要走在时代前列,须臾不可离开先进理论指导。我们党是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政党,马克思主义是我们共产党人理想信念的灵魂。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必须始终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旗帜。理论是旗帜,是道路,是方向。舆论是社会公意,是影响社会发展稳定的重要力量。一手抓枪杆子,一手抓笔杆子,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从战火纷飞的革命岁月到热火朝天的建设年代再到波澜壮阔的改革时期,我们党始终注重运用新闻媒体传播真理、组织群众、推动工作,形成了“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强大力量,这是我们不断取得胜利的重要法宝。在疫情防控中,理论、舆论同属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领域,必须同频共振、同源同流、同向发声,主要是要解决好“理论领着舆论走”和“舆论推着理论引”的问题。“理论领着舆论走”要求理论管根本、管方向,居于指导地位。要发挥好理论“正本清源”的作用,用好理论这个意识形态领域的“定盘星”。不失语,也不乱语。不是僵化教条地“照着讲”,也不是另起炉灶地“另外讲”,更不是改旗易帜地“反着讲”。我们的理论,不姓西,不姓儒,而是姓马姓共。“舆论推着理论引”,是要求充分发挥舆论对理论引导的推动作用。舆论具有传播效应、聚合效应、放大效应,呈现和引导民意基础。习近平总书记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指出:“我们加大宣传舆论工作力度,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营造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的环境氛围。”[14]我们要让理论与舆论携手同行,努力画出战“疫”的最大同心圆,不断谱写战胜疫情新的时代篇章。

2正面宣传与批判回应结合

加强正面宣传引导,要注重做好五个方面。第一,广泛普及疫情防控知识,提高民众对新冠肺炎疫情发展的规律认识,确保民众在深化认识过程中对疫情防控始终保持信心、避免恐慌、理性发声。第二,加大对谣言的破除力度,做到阻谣、断谣。加快组建权威和专业的信息发布队伍,及时解答疫情防控中的各类疑问,线上线下同步做好对谣言证伪工作,引导民众更多关注官方的权威声音,对各类“小道消息”保持警惕,增强分辨、甄别能力,做到不信谣、不传谣。第三,注重对民众的心理疏导。正面宣传教育过程中要充分考量民众的心理状况,科学运用心理卫生知识帮助民众缓解心理压力,释放紧张情绪,减少不当言论,共建良好的舆论氛围。第四,开展针对性的宣传教育,讲好中国故事。在关键时期,我们的宣传教育一定要通俗化、“接地气”,用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方式来传达正能量,尤其注重讲好疫情中的中国故事,反映普通人的“大爱无疆”,用鲜活的笔调描绘疫情中的“逆行者”,凝聚起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磅礴力量。第五,改进和加强我们的宣传教育工作,利用媒体融合的巨大优势,运用图片、视频、文字、数据等多种形式引导民众进行正面的网上网下评议活动,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地向民众解读国家疫情防控工作的相关政策,讲述发生在一线上的感人故事。在及时回宣传引导的同时,还要及时回应民众关切,努力做到信息公开。马克思写道:“自由报刊是人民精神的洞察一切的慧眼,是人民自我信任的体现,是把个人同国家和世界联结起来的有声的纽带,是使物质斗争升华为精神斗争,并且把斗争的粗糙物质形式观念化的一种获得体现的文化。”[15]总体上看,政府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事件中充分体现了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体现了我国的制度优势。需要进一步提高的是,对民众关切的热点问题的回应还应更加及时,充分做到疫情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通过强化显政,让群众更好地知道党和政府正在做什么、还要做什么。一方面,强化相关职能部门的信息处理能力,特殊时期特殊对待,对群众最为关切的热点问题进行及时解答,确保群众能够第一时间了解疫情发展情况,并且联合相关专家队伍,利用媒体宣传的巨大优势作出更具针对性和专业性的实时回应。另一方面,要加快开通和完善相关的政策、制度、机制、措施宣传的信息获取平台,做到与疫情防控有关信息的公开化与透明化,要深入宣传党中央的重要决策部署以及地方行之有效的对策措施,确保群众对于政府工作能够准确理解,在行动上予以支持配合,在舆论上保持正确立场,从而减少质疑与指责的声音。

3、宣传教育与法治结合

在疫情防控中构建积极良好的舆论格局,必须“软硬”措施两手抓,既要充分发挥宣传教育“软性”的思想凝聚作用,又要坚持法治思维,依法治理舆论问题,确保民众在舆论发声中始终有着底线和红线。宣传教育工作要注重三个方面:一是在内容上要通过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四个自信”、“两个维护”等,切实集聚起民众深厚的价值认同,尤其在面对一些突发性公共事件中能够始终保持政治定力,做到理性认识和正面发声;二是在形式上要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不仅要运用朴实、生动、贴近生活的大众话语来阐述理论,确保理论能说服人,也要结合运用视频、图片、文字等多种形式来进行宣传教育工作,充分体现宣传教育的针对性,要基于教育对象的自身特点来选取合适的宣传形式,确保宣传教育的有效性;三是在渠道上要运用“融媒体”的思维,“更多采用现代科技手段和信息化平台,拓展宣传渠道、整合宣传资源、创新宣传手段,丰富宣传内容,提高宣传质量,构建快捷高效、覆盖全面、形式多样、影响广泛的宣传体系。”[16]随着全面依法治国总体要求的提出,法治思维和法律手段在舆论引导中的重要性逐步凸显。“以法治思维和方式引导舆论有比较明显的优点,即对舆论中某种倾向的认定更加科学、规范、合法化,通常来讲也能够实现定性和定量的集合,在之后的同类舆情事件上具有示范意义。”在[17]疫情防控中运用法治的方式,能够使民众准确知晓“什么可以讲”“什么不能讲”的界限问题,也可以给相关职能部门在进行舆论管控时有明确的对照标准,更加细化相应的执法与司法工作。同时,在新媒体环境下,疫情舆论管控工作难度更大,以传统的宣传教育方式来引导良好舆论格局的形成恐怕力有不逮。习近平指出:“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利用网络鼓吹推翻国家政权,煽动宗教极端主义,宣扬民族分裂思想,教唆暴力恐怖活动,等等,这样的行为要坚决制止和打击,决不能任其大行其道”,“形成良好网上舆论氛围,不是说只能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而是说不能搬弄是非、颠倒黑白、造谣生事、违法犯罪,不能超越了宪法法律界限”[18]。《网络信息内容生态治理规定》已经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室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0年3月1日起施行。疫情舆论管控的法律法规正日益完善。

4、主流引导与多元参与结合

习近平强调:“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十三亿多人口,每天发生着大量事件,也存在着大量问题。新闻媒体是社会舆论的发射器,也是社会舆论的放大器。如果只看到黑暗、负面,看不到光明、正面,虽然报道的事情是真实发生的,但这是一种不完全的真实。”[19]在传统媒介格局下,由于舆论传播的单向特点,传播主体与传播受众的关系十分明显,党和国家能够轻易地掌握舆论的“话筒”,彰显“把关人”的身份与权限。但是,自中国进入互联网时代以来,基于网络技术和新媒体技术的有效支撑,全新的舆论格局逐渐形成。随着网络媒体和自媒体的涌现,传播日益扁平化、去中心化,舆论监管的难度大大上升。在此情形下,在疫情防控中,加强舆论引导工作不再只能依靠政府这这一个主体,而要充分转化思维,加快形成以党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牵头、其他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格局。一方面,疫情防控中要始终坚持“党管媒体”的方针政策不动摇。党创立的媒体平台和其他各类的媒体平台都要始终听党指挥,“严格遵守党的政治纪律和宣传纪律,积极和正确地,履行自身的职能,绝不能给违反四项基本原则、违反党的方针政策、妄议中央大政方针的错误观点,以及危害人民特别是青少年身心健康的东西提供传播渠道和展示平台”[20]。在此过程中,党和国家相关职能部门要做好方向指引和舆论监管,为社会整体舆论风向,特别是突发事件中的舆论议题设置定好论调、把好方向。另一方面,在疫情防控的舆论引导实践中也要重视其他角色的作用并激发其活力。要重视相关专家、学者的理论宣传作用,积极倡导专家、学者配合党和国家进行舆论引导;要发挥立场正确、发声理性的非官方自媒体平台的宣传功能,凝聚更强大的正面舆论共识;要重视传媒运营机构在舆论引导中的作用,促使其积极承担舆论引导的社会责任,并“放手发动群众,积聚民间智慧,比如相对边缘化的网络社群,在舆论自我净化的过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只要做好基本的监管,能够大大减轻主渠道引导舆论的任务”[21]。运用主流引导与多元参与合为一体的治理方式,可以更加高效地开展疫情防控的舆论管控工作,也更利于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良好舆论氛围。

五、抗疫舆情风险治理的基本路径

1、研究把握舆情风险生发的规律

在马克思看来,世界是不断变化、不断发展的有机体,作为世界一部分的社会是人们交互作用的产物,是由多种要素相互作用、共同构成的活的有机体。他进一步指认道:“现在的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22]事物的变化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有规律可循的,规律是事物之间内在的必然联系,决定着事物发展的必然趋向,我们既不能创造规律,也不能消灭规律,只能认识和利用规律。舆情和舆情风险生发的规律亦是如此。舆情发展有其内在规律性,抗疫舆情更有其特有的规律性。就一般规律而言,舆情发展具有阶段性特点,包括诱发期、发展期、爆发期、鼎盛期、衰退期等阶段。随着互联网技术尤其是移动互联网技术的日常化应用,舆情的发展产生了新的特点,表现出突发事件“零时差”、跨区域和病毒式快速性传播,传播主体的去中心化、传播议题的多点爆发等特点——舆情发展的复杂性大大增加。但是复杂性并不意味着不具备规律性。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舆情,既体现了舆情发展的一般规律,又表现出新媒体背景下的新特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的引发的舆情表现出阶段性、盲从性、聚焦性与叠加性的一般性特征,而疫情问题、衍生的各类突发问题和外媒等的抹黑报道在往上的发酵使得舆情表现的应对并不到位,后来,我们经过充分的研判,运用新媒体技术,更好地发挥了舆论引导作用,及时地向民众发布官方信息、通报疫情实时状况与病人运动轨迹、全面地阻谣破谣,大大降低了民众因恐慌而引发舆情风险的可能性。因此,科学应对本次重大疫情引发的舆情,首先要摸透舆情发生发展的基本规律,踩着舆情发展的恰当节奏,打响舆情引导和风险化解的正向鼓点,提前思考可能出现何种意识形态舆情和意识形态事件,做到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

2、明确应对舆情风险的重难点

无论是从政府还是公众的角度来看,本次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事发突然。不断攀升的确诊人数冲击着人们敏感的神经,30个省(区、市)启动公共卫生应急一级响应,拥有千万人口规模且为重要交通枢纽的武汉采取了前所未有的封城措施。一系列前所未有的处置应对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密集推出,远远超出了公众心理预期。可想而知,不仅公众在面对此次重大疫情的认识上会感到迷茫,就算是政府也难免顾此失彼。疫情早期官方信息打架,民间小道消息满天飞的现象也就难免出现,一时之间谣言好似寄生在互联网里的顽固“病毒”恣意生长。越是这个时候,越要稳住阵脚,各级政府要冷静应对,在纷繁复杂、快速变化的形势中,充分运用矛盾论思维,准确把握住应对舆情发展的工作重点和难点。一方面,要突出重点。要确保信息发布的权威性、及时性、准确性和一致性,在技术层面提高民众的信息接收度,阻断不实信息和负面舆论的传播源头和渠道。另一方面,要着重化解难点,要壮大主流媒体声音进行正向引导和理性思维,提高民众对重大疫情的科学认识与心理重视,避免以“口口相传”的方式扩大舆情风险。正如习近平指出的,要正视存在的问题,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群众的关切,增强及时性、针对性和专业性,引导群众增强信心、坚定信心。

3、构建防控舆情风险预判和应对机制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不论是一般疫情还是重大疫情引发的舆情都有其一定的规律性,而正是基于规律性的认识,人们可以对事情的发展做出合乎规律的预测。科学的预测又为采取进一步行动提供必要的依据,可以增强行动的果敢性和措施的有效性。我们有2003年应对非典疫情、2009年应对甲流疫情和相关舆情风险的经验,这都为本次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引发的舆情风险提供了参照。根据舆论发生发展规律,尤其是新媒体背景先舆情发生特点,从国家层面组织组织宣传、网信、媒体、高校等方面的精干力量加强舆情风险推演研判,确保舆论走向不跑偏不失控,让科学理性的声声成为主流,让战斗在一线的广大医护和工作人员的英雄形象得到广泛宣传,对借机生事、造谣、甚至是用似是而非的信息攻击政府、混淆视听的舆情做到及时正向应对。

4、做好对外宣传以防舆情政治化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新冠肺炎疫情正在全球蔓延,给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带来巨大威胁,给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带来巨大挑战。”[23]我们在全力以赴做好国内阻击疫情的同时,要倡导和协同国际社会打好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还得花精力做好对外宣传,防止一些国家和地区将重大疫情引发的舆情政治化,给我国带来不必要的政治和经济方面的负面影响。一是要用科学的方法分析疫情数据,用客观数据说明疫情防控的努力和真实情况;二是要展现我国对国际社会的强烈责任感,例如加强对出境人员的发热监测以及对出境飞机等进行专门的消毒处理;三是主动就疫情同一些重要的国际组织、国家和地区进行沟通,争取国际社会的舆论领袖对我们的支持;四是组织安排外国媒体到核心疫区采访,引导他们报到真实信息。

总之,只要我们始终坚持党的坚强领导,积极依靠人民群众、引导多元主体参与,方向明确,把握规律,研判动态,措施得力,精准施策,统筹网上网下、国内国际、大事小事,更好地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就一定能够不断成功化解战疫舆情风险,发挥主流舆论引导的积极功能,为取得疫情防控的全面胜利提供强大的舆论支撑。

参考资料:


[①][法] 帕斯卡尔:《思想录》,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应书馆1979年版,第10页。

[②][德]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应书馆1961年版,第332页。

[③][日] 池田德真:《宣传战史》,朴世俣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39页。

[④]《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党建读物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418页。

[⑤]习近平:《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研究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工作时的讲话》,[北京]《求是》2020年第4期。

[⑥]《习近平出席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并发表讲话》,2018年8月23日。

[⑦]《毛泽东选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212页。

[⑧]《在践行新发展理念上先行一步 让互联网更好造福国家和人民》,[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4月20日。

[⑨]《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

[⑩]《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26页。

[11]《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244页。

[1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二十六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500页。

[14]习近平:《在统筹推进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工作部署会议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20年2月24日。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27页。

[16]任洁:《当前我国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挑战及对策》,[太原]《理论探索》2016年第3期。.

[17]常宴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的基本经验》,[重庆]《探索》2018年第6期。

[18]习近平:《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北京]《人民日报》2016年4月26日。.

[19]《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26页。

[20]陈建波,庄前生:《论牢牢把握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1期。

[21]常宴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共产党舆论引导的基本经验》,[重庆]《探索》2018年第6期。

[2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23]《习近平:坚决打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全球阻击战》,[北京]《新华每日电讯》2020年3月27日。

(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20年第三期;作者:张志丹,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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